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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支点亮两头嘚蜡烛

发布时间:2019-07-11 12:15:40

一支点亮两头的蜡烛

铃声骤响,话机那头传来契友杨开显先生的声音:“继祥兄,你知道吗?薛继洲兄走了!”从痛惜的声调中,我明白了“走”字的含意,惊愣之余反问道:“真的吗?你怎么知道的?”“刚才看《重庆》,读到他女儿薛竹写的追念文章《我的父亲》。”这当然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了。我马上打开电脑,读完那如泣如诉的文字,我陷入了沉思。

我和继洲先生上世纪50年代末同在重庆第18中学语文教研组工作。由于我们都喜欢文学创作,常常在报刊上发表诗歌和散文,所以我们不但是同事,也是文友。那时我是单身,住在校园一角那间古色古香的亭阁里;他已成家并有子女,住在家属宿舍区,每当作品完稿,他就会拿着墨迹鲜妍的稿纸登梯到我的阁楼里,与我共享喜悦;而我也会如此这般直奔他处共同切磋,可以说我在18中任职期间我们都是彼此作品的第一读者。由于我比他年轻几岁,他和他的夫人刘昌黎女士亲切地叫我小张。夫人很贤惠,有时我和他夫君谈诗说文的时候,她会端出自制的汤圆、饺子之类让我品尝。当年在18中还有一位语文教师敖忠先生,擅长写文艺评论。我们三人的作品不时见诸报刊,有相互激励竞劲之势,被好友万龙生、杨开显等戏称为“18中三杰”。而今,杨开显与我通话中谈及“三杰”中走了“一杰”,怎不令人憾痛。

继洲教学严谨,一丝不苟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,教育的春天来临。记得是1981年吧,我去到18中他的家里(此时我已调至天原化工厂子弟中学)。“哎呀,小张来了,正好!”他十分热情地招呼我入座,告知他下周要进行一场示范性的公开教学课捱了几分钟,以致铃声响了未能准时下课。结束后我与他握手致意,而他则为几分钟的拖堂深感遗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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